摘要：近年来，针对古文运动这一概念性课题，学界仍多取“韩柳”作为主要的研究质料，但在研究纵深上，却超越了唐朝独立的时间断代。通过对近三年的成果性资料进行筛选、归纳和梳理分析，总结如下：学者们多以思想层的多元性、文学形式发展性的角度看待中唐古文的影响；并将“文以明道”文论观的形成放置于后代漫长的历史轴线中，发掘儒家经世实用的“古道”与思辨性议论之“文”与之间的结合。
关键词：柳宗元；“文以明道”；研究评述
如《唐代散文“道”“艺”论》所言，唐仿古文，遵先秦与汉“散行单句的语言形式，谨严或通脱的散文风貌”[1]，议论以澄清“道”的真谛，“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2]是谓“文以明道”。沿袭2001年以来柳学研究阵地关于唐时“文道”变革的定义性认识与基础性材料，近10-20年的前沿研究开始进一步关注“文以明道”观在唐后代的阐释与发展；研究脉络囊括宋至明清，研究例证来自后代文学理论家、思想家所留的相关批评文献与语录资料，形成了“文以明道”观点的历时演变图景，将“文道”观综合于不同社会环境、人文因素与多重、辩证的思想视角之中。鉴于以上研究背景，笔者将筛选性梳理2020-2023年间，国内文学界与汉译、汉学界现有的柳学、唐古文学研究成果；按研究重点对其进行分类，简要分析其内容概况，并解释论文群体间的研究统一性；最后总结现状，进行问题研讨。借助以上综述，以期锚定未来该方向的研讨趋势，并补足存疑、待解决的盲点。
1柳学“文以明道”文论观的三年研究前沿
自柳学、唐文研究主干编辑至较新的理论成果，拟将研究结果按照时间次序简单划分为了以下三个板块，并做出以下收集与整理。
1.1.1 2021
根据25年来乡邦文化对柳宗元文献的集成和研究，第一批成果在孙昌武《柳宗元研究1980-2005》中有明确的展示显现，集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明确了“文以明道”的定义、概念与中唐文学复古的具体状况；2021年的柳学文献研究仍在这一范围中，溯源“文”与“道”之定义，并具体探究“文以明道”文论与具体的文学展现质料之间的辩证联系。
1.1.2 将“文以明道”置于古文运动中渐进的。首先是陈江英与李青洁对“文质观”的发展源头进行了阐述。学者们举古文运动先驱权德舆为例，共举韩柳，对文道观的源头启发进行了横向比较；由此，总结出了中唐宏观视角下，古文运动的三个特征。
学者们得出，不论“文道”或者“文质”，二者都支持古文儒学新论；提倡贬斥对中唐官场“帖子”应酬之文，呼吁学习先秦古文。
首先，在“如何撰文”的问题上，明确文章“治世”而非“致仕”的功能意义，注重修养儒家的内在精神；如学者提到的，权氏与韩柳都“把尊经与以经干政、社会政治现实相结合，注重关注现实、批评社会现实的要求。”[3]
学者们提到，为了实现儒经的社会意义，新儒学之“道”就必然需要关注在中唐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较大权重的佛、道思想；因而权氏也注重调和三教思想的意识，这一点与柳学“文道观”基本相同，也追求“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4]式的“佛儒相佐”。
而在“文道观”之间的关系上，学者们则点明中唐古文运动“文”、“道”并重的特点：“提倡“尚气、尚理、有简、有通”的文风”[5]，并在满足文章的社会实用性的基础上提倡文章中应有“借物抒情”的志向表达和抒发愤懑的时弊针砭。
1.2 2022
2022年为三年中柳学文献研究产出的峰值阶段，经笔者考察，大部分学者逐步聚焦柳氏文论中所明之"道"的思想内核，将其与文学形式和内容并议；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将“文以明道”的内涵阐释延展向哲学、社会学层面。
1.2.1对柳学之“道”特殊的解构性与自然性的关注
如郭庆新《柳宗元“大中之道”新解》所述，柳氏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对大中之道的“人本”核心进行了阐述，如：“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6]从根本上解构了教宗化、教条化的儒家宇宙论，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充实了人性自然的语境。
段鸿丽在《柳宗元天人思想研究》中指出了柳宗元对儒家“元气论”和"天人感应"神秘观念的革新，着重阐述了柳宗元对天之“道”的解构，与其对人之“道”的关怀。学者指出，柳宗元将天道与人道共同融合于“自然”的统一运转模型之中，天是由气的变动而复形成的，如人的所明所志也由天道所赋予；然人先天的性质仍需受到后天所得的“道德”的规范，然而具体的社会秩序又是依照着天道“气以形天”的自然规律与趋势不断进步的，如此两道之间相辅相成，柳“道”之理论更具有包容性和辩证的发展性。
如郭华清学者引章士钊之文：柳“道”则讲究中庸与平衡，不如韩“道”之“见极为归”，更切合于“大中”。[7]如此可称之为“大中之道”。
学者分析了柳宗元视角中“天道论”与“人道论”本质形成规律上的一元性，再者又给予了"人道"历史观上的能动性，主张“天人不相预”，反对过度“敬天”，和神化自然现象的行为；继而将“保民”的思想重新纳入了儒家思想的经世任务之中。借此，学者深度剖析了柳宗元文论中的哲学内涵；在政治观点上，因人道精神而需“使民自利”，而官应“为民所役”，去除了集权统治的神秘化与象征化。
在柳宗元的“道”论的特殊性上，学者们多将“韩柳”进行对比。
有郭兴庆《论柳宗元的天道观》一文中，学者首先解释了《天说》中刘柳二人对韩愈之天论的引述与批驳，点明“天道”“人道”逻辑上的不互证，并提出人的创造性对天道规律进行利用并“交胜”意义；同时，借《天论》阐述的天人联系的无常，将形谢神灭的客观物质生命阶段与释家时间轮回的思想进行了融合，侧面阐述了柳之道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开放融合，以及其“唯物家言”在历史纵横上的客观性。
再者，可有2021年郭华清考章士钊《刘文指要》所作论文为例，该文也是借“韩柳”之辨，对柳氏的“文道”观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学者提出，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一直“尊柳抑韩”，而这以原因来源于柳学“文道”观的科学性，学者指出，由章士钊文中见：“盖子厚尊经，但不以经之一文一字，都成典要；子厚行文，以道为准则，但不以人人所认为道者，而己即盲从”[8]与韩愈不同，柳学之“道”并不教条，对经文与思想自身都秉承着一以贯之的审视，更有冷峻思辨的自主性；而其“文”所述也并非“强名曰道“，反以理论的实践性为其科学性的衡量标准。因而学者提到，《柳文指要》中阐述的柳学之道的判断核心“一是具有现实性（时代性），二是具有功用性，三是有利于民。”[9]
1.2.2对明道之“文”溯源流变的新考
基于“道”的分析，学界进一步研究柳氏在“道”的思想性与“文”的表达性的实现上的实践措施，有刘雨晴《柳宗元文章取法诸子论及其文章学意义》一文，该文多以后代柳文评述家之言为例，探讨了柳宗元文学体裁、文学表达上的特点；接着指出，“文以明道”的方法论体现也是渐渐在后世学者的总结中可见的。
学者总结，在文学风格判读中，柳氏的论辩文多被归入名家，其文精于对现象风物的溯源定义和判断性分析，不重词章；然内容叙述上擅用“加托代言”的写法，逻辑性较强，用语简练精确且具辩才，表达上与诸子散文一脉相承；去除六朝以来文风浮于雕饰的积弊，被后代学者评为“譬喻之上的“孟子语”貌”，而寓言则类似庄子。
因而，在重塑儒家“道”之思想的外在文艺手段的变革中，学者指出，柳宗元主张在写作技法上对诸子学的复古，其文道观与荀子相近，并未溯回“文胜质之史”又未过度尊崇“质胜文之野”，主张文与道关系上先天的“明”、“志”与后天章法上和谐；且将“论、书、奏、议”等文体重新纳入“文理”与“道义”[10]的叙述载体中。
相对于柳氏行文风格与具体内容的探讨，在古文运动对文章体裁演化的推动性研究上，宋甜甜进行了补充，学者在其序文归类研究中探讨了柳氏开创的“杂记”类文体，认为柳氏将古文中的“序”体之抒情与“记”体之陈述相结合，举例如柳任永州期间所著的游记，既有写景、叙述游玩历程的文章段落，又兼有感怀抒情。在此例上，作者引姚鼐《古文辞类纂》对文体与文体功能性的分类，对柳氏“杂记”新体进行了历史流变研究。指出柳氏杂记中相交六朝“记”体更为突出的议论性与题材的多元性；继而探讨了柳氏杂记体与“序”一面相承的“新闻”性质上的实录意义与更生动的议论表达。
如此，如段鸿丽文中对柳“道”形成的背景因素的分类总结，注重“考源流、解章句”与复古，并进行新体、新文的创新，也加速了柳学之“道”在在文学任务与“文艺”上的落实。一方面，柳氏文论致力于儒家经解的轶散与缺失的问题；再者，也遏止了当时儒生们推崇的浮藻喧哗之文艺。
1.2.3注重探讨“文以明道”的具体文例
在对柳氏之“道”的内涵与“文”的形式进行了明确分析之后，学者们开始具体论述“文以明道”的具体文例体现。
如郭兴庆《论柳宗元的天道观》，学者主要举例为拨正史纲的《非国语》与批判巫觋教化的《时令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断刑论》中柳宗元对史学神秘化与自然迷信观的抨击。
学者举出，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曹刿论战》篇进行了书评性的解释，柳氏论“不可察狱而以情”获得大众的支持乃是得兵家争胜的本质，然而以诸“祭祀之事”请求神灵为国战降下福泽，这则是迷信与错误。此外学者对《时令论》与《断刑论》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性举例，进一步阐述了柳宗元“道”的内核与“文”、“道”观的联系。
通过具体文例，学者指出柳氏文论与其思想核心中最为重要的“天道解构”与“人道复兴”观念：第一，柳氏批判“五行”说与“时序”祭祀在过度尊崇中超越了其理论本身适应农事活动的功能性意义，反而成为了国家的仪典根基；而且，依托卜卦与预测妄图左右社会生产与发展乃是“愚诬”的迷信，若要真正实现对国家的科学治理，亟待纠正的应当是不当施政与吏治腐败的问题。
1.3 2023
如2022年柳学研究成果的具体展示，学界已经总结出了柳宗元在文论中被反复演说的“道”的内核，明确其反传统意义与创新特点，将其总结为有异于儒家“道统”思想的分支之一；士人崇尚词章的教化功能，因而在唐后代，柳学文论批评与柳学思想的社会和历史研究逐渐结合。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促使学界在2023年进一步明确了柳学研究开始着眼于“文以明道”术语概念的历史形成脉络与其纵深影响。
1.3.1北宋理学文论“尊韩贬柳”与南宋文坛对柳文的再发掘
早在2016年，学界已开始研究柳氏“文以名道”文论观于南宋时的发展，王玉姝和董艳玲依托柳氏为宋代文献辑录的具体状况为主要的研究线索，将宋代士人文化视域下的柳学批评与“文以明道”的阐释学意义联系在一起。
学者在文中提出，宋代统一之初，社会生产百废待兴，儒学式微，士子文坛为祛五代糜烂流艳之“邪癖”，文学界重拾了对唐诗唐文的学习。而在经解散文一途，柳集等研究材料得以刊印普及，士人追随中唐“复古”之余韵，如学者引例中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所言，士子欲如韩柳“大吐古文”，追求文章的议论性上“辞章的严密性”；故而更加偏爱风格质朴且议论犀利的明“道”之文，普遍将“韩柳”并举。
然在对于柳文所明之道进行思想本源上的分析之后，学界普遍认为“韩柳”之文道观之间在哲学核心溯源上的较大的分别，两宋“道统”更为类似韩愈之道；因而可进一步分析出，在理学官方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尊韩贬柳”的批评风向。杨 再喜着重研究这一视角，调研了柳氏“文以明道”在宋代“道统之儒”间的评价状况。
学者引孙复到二程之间六位儒学家对柳文论的态度，可见他们对于柳学普遍持批评与针砭的态度，且分析得出，柳学文道观在儒士群体中的接受度与理学文艺论的影响力发展呈渐进着的反相关。
在“道”的层面上，学者认为，柳氏遭到排斥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柳学“文道”观中大量融入了佛家思想，以期“统合儒释”；然道学家们则恰恰倾向于排斥佛、道对于儒学的倾轧。其二，柳道中包涵的“民本”思想中又暗含着“吏为民役”的要求，天下之“至公”的要求则与“道统”理学阐述政治合理性的功能要求背道而驰。
而在文艺形式与文道关系的层面上的矛盾，则如学者所引，石复评柳氏之词采仍为“淫巧”，且认为其文章篇幅短小琐碎，因而论述上也不足以地中肯清晰地讲明道义。如朱刚在《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对宋代“文以载道”的观点的论述，“古文是为了表达理性的思考”；这让士大夫作文时更加注重“文道”之间的首、辅次序。道学多为文章明道之“质”而过度地贬损“文”的艺术价值，这与柳学要求的表达上的“文质彬彬”有所龃龉。
然而经过了激烈的“以柳为害”的阶段，朱熹所领导的理学与陆王心学开始重新正视柳学批评的现实性意义。
在“文”的层面上，杨再喜提出，朱熹虽然仍对其佛家思想原理持保守态度，然而为驳正理学文论上“文”、“道”关系的失衡，他主张学习柳氏的作文之法，如学者所引朱熹言：“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覆，明白峻洁，无一字闲。”[11]
在“道”义上，又有陈佩辉所议的张载对柳宗元《封建论》的反驳。张载重提柳文，通过强调儒家所尊的血缘世袭政治下，“亲亲”对“贤贤”的实用价值上的促进作用，弥合了柳学“自然运行”之道对“封建为圣人所创制”一说的本源性质疑；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封建集权的政治理想。学者认为，张载虽拒柳宗元缺乏社会阶级性的平等“至道”，然而这一议论仍打破了宋代柳学批评的停滞状态。
1.3.2明代柳学“文道”批评逐渐沉寂
宋、清两朝为柳氏散文与其文论研究的高峰时期，主要是对其文论进行直接的批驳或评价；诚如黄文浩在明代柳宗元散文地位的研究论文中所指出的，明代并不重视柳氏文论研究。甚至与部分宋人“抑柳”的认知观不同，柳氏散文的讨论价值与辩论意义都大大降低，这一停滞时期，与柳文地位的下降处在同一时期。
黄文浩认为，这种对柳文论的“忽略”与“雪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柳氏文论渐渐脱离出“韩柳”并称或相比较的叙述语境，学者举方鹏评《河间传》例，柳文甚至被评为“读污齿颊”和“书累毫楮”[12]的卑劣之文。其二，学者认为，柳文的地位已被苏文所取代，苏文承于韩文，以纯粹“立言”的理性内涵为目的，而柳明道之文中的“薄峭”心理表达则异于二者，已然不属于明代文坛的主流审美。
对于明代柳文论批评的沉寂之态，许恒之、李奕琪与周玉华分别从明前期柳诗的收录状况与明后期王阳明对柳文及其文论的评价入手，探讨了柳学批评衰落的原因。
许恒之、李奕琪以具体的诗文收录量为依据，举高棅所著《品汇》，指出其收录时已将柳氏之“五古”诗定品为有异于盛唐之诗的“名家”；然而至于高氏定《正声》时，只有两首柳诗入选。由此可见，明初时柳氏文艺已经逐渐不符合社会审美的需要；而到了周玉华所写“文必秦汉”的散文大复古时期，王阳明这类依程朱为宗、贵胄为颂，从容柔缓的“台阁”文士多以悠然清宁的自然之境为美，必然更惧柳氏“文”中理性针砭与“道”里颇具锋芒的现实主义。
黄文浩指出，在柳文论“正变”地位丧失的基础上，又有明代极为严苛的士大夫道德的评价机制，柳氏为外谪“罪臣”，其文也在朱元璋时期被官方禁止，这一“人”与“文”相连累的枷锁加剧了柳文地位的滑坡态势，明代柳氏“文道观”研究已被边缘化。
1.3.3清初文人对柳氏“文道观”的重议
明末清初“文以明道”观的研究者仍为周玉华，他以钱谦益的柳学批评价为基础，细致分析柳氏“文道观”在清初的社会政治、文化审美意义上的新阐释。学者指出，钱谦益作为清初文坛的代表，他对柳文的态度比之明代末期的严峻态势已趋于缓和，他认同刘氏儒“道”观中参与着的佛道思想，基于儒佛融合的理念；“钱谦益对宋代以来的儒士辟佛，禅教人士抨击儒学的行为进行了批判。”[13]学者又举钱谦益之文：“……若夫以佛合孔，以禅合孟，则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14]同时，他也尊崇其作品的文学性高度；学者举其对柳氏《平淮夷雅》的研究，钱对柳氏歌颂统治者的部分以“铿锵其音，灏汗其气”[15]为评，但是，也只“强调了儒家之诗中风、雅、颂的特点。”[16]学者写道：“钱谦益是主张文学复古的……但在柳宗元参加革新运动的思想行为上，他却持贬斥态度。”[16]却由此可见，学界所研清代“文以明道”文论的认识发展或呈“文论”与“文论的现实性”的分割局面，艺术的社会实际参与性正在被架空。也因此，学者认为钱谦益并不认同柳氏“文”、“道”内容下宣扬的政治主张与其从政经历；
2“文以明道”观的研究现状总结与问题研讨
2.1研究现状
笔者一定程度上结合时间分区的特点，在以下文段中总结了大部分研究者对柳宗元“文以名道”文论的研究，并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2.1.1重视结合文论背后的艺术性与思想标志的政治性
在历史性语境之下，另有一批学者着重分析“文”的艺术意义与“道”的政治参与意义。这种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
或重视柳氏文论在“文”的具体形式的体现，或是进一步细分“道”的内核；进而，重视对“文以明道”中反传统思想的内容进行阐述，进而分析其在文风格调中的显示。
在论述手段上，在具体详发文道艺术性意义时，多引用柳宗元研究文稿与文献集成中的具体内容；又多举批评家收辑得柳文作品为考察数据，从社会价值角度理解“文以明道”文论的政治性。同时利用对照组思想，对比“韩柳”等同时期人物，对柳学文道观诞生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环境做了侧面分析。
2.1.2重视文论的历史纵观视野
总结2021-2023年，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柳氏作品文本自身转向了其文论观发展的历史性的研究，引出柳学文论观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视角研究。“文以明道”意欲说明天道与人道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多种文学样式为思想服务；于是在实践观点上，学界更强调其理想的圣人秩序的实现，与“天地君亲师”之伦理价值的复兴；由这一点而言，在纵向的历史视角下，学者们主要从宋理学、明代文学变革与清文章学与各代评家与语录考据等角度进行论述；充分展示了后代人对柳氏思想 “无名之道”中儒、释、道统合的批评，展现其朴素辩证的唯物原理与天人和谐并立的大同相融合的过程。
2.2问题研讨
笔者并不认为，必然需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引入符号学、阐释学等西方文艺论的解读性理论；然而柳学研究并不可拘泥于简单的“列举文例+品读理解”模式。论文模式嵌套将使得柳氏文论研究拘泥于经验性强且较为浅层的结构形象，且让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缺乏相互之间系统性的贯通，有时仅拾前人牙慧而“文”、“道”解读割裂；有时铺陈多个小点未有收束总结；解读流于模式化的柳学刻板印象。继而，“文以明道”观的现代解读也将丧失发展性语境。
结语：
综上，时至2023年，柳学文道观的学界总体研究状况正向着“内涵解读的思辨哲学性”与“研究视野的历史性”这两个主干方向拓展，在文道理论基本定义相对完善的基础上，不仅仅止于与柳宗元诸遗书的文本解读。
在宏观上，学者们联系文本、作家与世界等多个要素，分析柳学文道观理论形成、思想发展等多个阶段的人文思想背景，着重解读唐后代文坛对文道观的认识与评价；在微观上，又采用比较学的视角，结合唐代社会的客观背景，将柳学“文以明道”与古文运动中的其他文论思想进行对比。
借此，柳学研究的关键着眼领域得到了拓展，由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向中国古代社会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范畴，大大深化了多学科结合的紧密性。另外，新的研究成果使得学界发掘了柳学“文”“道”概念与其“文”“道”关系的新观点，可指导后续研究的方向。当下，学者们亟待进一步梳理、联系“文道观”多元视野下的研究结论，并形成体系化的“文道观”理论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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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王一珂 孙仁歌）
